科技架構

哪個國家，都很難承受由此帶來的社會與政治問題。
　　二、結構問題的特點與調整經驗中國經濟已經持續10多年高速增長，行業結構、區域 結構的劇烈變化有其返Y然性i中國正在迸行外貿與外資政 策的調整，國內市場將進一步對外開放/因此，產業調整援 助政策應該成為今后產業政策的主要內容之一。在這方 面，中國的問題與其他一些國家在相同階段面臨的問題相 類似，不過，中國某些行業的結構性困境特別突出，有一些 顯著的特點需要強調。

題更加突出，若干產業內大量存在虧損企業，各國政府更加 重視能力過剩和過度競爭問題，制定所謂“積極的調整政策”0①調整援助政策在一些西歐國家的產業政策中占有重要 地位，例如德國將三分之二的補助金用于煤炭行業，瑞典將 四分之三的補助金用于鋼鐵、造船、礦業和紡織行業。70 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在對全部產業的財政援助額中， 對處境不詿產業的救助性補貼所占的比重，德國為14%， 英國為36%，挪威為48% ,意大利為50%，瑞士為57%。
　　甚至長期奉行不干預政策的美國，在80年代初期，由 于日本高速增長實績和美國增長停滯狀況形成鮮明對比， 產業政策也成為舉國關心的重要議題，進行了一場持續數 年的“產業政策大辯論”。不過在美國，贊成較多推行產業 政策的觀點并未得到有關方面的廣泛支持，調整援助政策 的主要內容是與進口控制、失業救濟和苒就業培訓有關的 政策c②可以看出，市場經濟國家碰到由于結構變化、區域調整 和外部沖擊等原因造成較多企業面臨倒閉、大量工人面臨 失業等問題時，并不是完全通過市場機制來解決問題。事 實上，二戰以后，一些工業化國家的政府對這類問題的處理 慎之又慎，制定了許多援助政策推動調整過程。因為無論①實際上，歐共體國家更早時期就冇產業調整扱助政策，許多歐洲國家的煤 炭、紡織、造船等行業的調整都得到過政府的扱助。有關較早時期的怡 況，1if參見 T. E. Petri National Industrial Policy： Solution or Illusion , London, Westview Press 1984. 70 年代后的悄況可參見 OECD: Positive Adjustjnent Policies ： Mt2iia^i7i^ Structural Change, Paris. OECD 1983。

這些觀點的理論與政策含義很明確，就是認為當生產 要素的自由流動存在明顯障礙時，市場機制不一定能保證 資源的有效配置。因此，需要政府對這些企業的退出行為 制定援助政策，以減少退出阻力和促進結構調整進行。
　　在日本戰后的經濟發展過程中，產業結構調整援助政 策的應用十分引人注目。日本的產業政策從整體上看，對 產業結構調整的援助要強于對新興產業的支持，尤其在經 過10多年的高速增長之后，從60年代中期開始，日本在支 持產業調整方面的支出要遠遠大于支持新興產業發展的支 出。①在一些論述日本產業政策的專著中，有關調整援助政 策的內容也與支持主導產業發展政策的內容份量相當。② 調整援助政策有針對行業的（如“特定蕭條產業安定臨時措 施法”、“特定產業結構改善臨時措施法”），也有針對地區的 (如“產煤地域振興臨時措施法”、“特定蕭條產業關聯地區 對策臨時措施法”等）。

對能力過剩和過度競爭問題特別重視的是二次世界大 戰后的日本政府和學者。戰后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產業結 構變化迅速，不斷地有一些產業部門在急劇膨脹之后，很快 進人不景氣時期。自60年代初期到80年代初期，大量的 生產能力過剩和存在眾多經營狀況不佳的企業成為日本經 濟發展中存在的嚴重問題。
　　當時日本的經濟發展受政府較多干預，希望經濟增長 “有序”的愿望，使日本政府和經濟學界對這種狀況深感不 滿，但要進行干預，就要證明這種干預不會影響“正常的競 爭”。“過度競爭”的概念，為政府的干預提供了理論支點。 有些學者將對能力過剩和過度競爭問題的關注和干預，列 為日本產業政策的顯著特征之一。①對“能力過剩”和“過度競爭”問題的若干研究，大都與 “結構性沖擊”和“退出障礙”（Exit Barriers)等問題聯系在 —起。

产业关联度大的产业，而汽车等行业虽然产业关联度大，但 并不是当时收人水平上收人弹性较高的行业，也不是容纳 较多就业的行业，更不是低收入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 当不同基准之间发生冲突时，应该如何判断不叫堪准的重 要性？哪些基准应该排序在先，哪些基准无关紧要？这些 问题都没有明显的答案。因此，几乎所有〖I ^行业，都能找到 本行业应该成为政府关注重点的理由。
在对前面的问题进行分析之后，笔者认为，在选择主导 产业的各种理由中，存在“市场失效”问题应该是排在第一 位和具有决定性的因素。

由于處在不同發展階段重疊進行 的時期，中國仍要靠多元化的結構變 動和多種產業并行發展來保持較高速 度的經濟增長。同時，也會有一組對 經濟增長的貢獻相對突出的行業，可 以稱之為“主導產業”。
　　判斷目前中國工業化所處的階段，對于把握今后工業 增長速度和結構轉變方向有重要意義。本章分析的結論 是，到2010年之前，中國工業將處在完成傳統工業化與工 業現代化兩個階段重疊進行的時期，這是由中國經濟的特 殊結構所決定的。這種在不同工業化階段和層面上全面展 開的工業發展過程，將為今后我國工業發展提供多種增長 機會和多方向的結構變動。

推动力，如果政策调整得当，发展与改革战略选择没有大的 失误,今后中国工业结构调整和体制转换过程将会加速，工 业在新的发展模式和体制环境下,进人新的持续、高速增长 时期。本书以后各章将会分析这些方面的内容。
最后，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只有没有质变的量变，经 济和社会状况才会是稳定的，只要有质变，原有的结构必然 要被破坏，因此必然要引起震荡。以前中国的改革和发展 是所谓“增量扩张”式的，即在不对原有体系进行大的改革 的前提下,促进新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今后中国工业发展 和改革将在存量结构更加剧烈的调整中进行，因此,不断的 波动和震荡难以避免。对这一点要有深刻的认识。由于种 种矛盾的显现，结构问题、就业问题、企业困境问题都将存 在于今后的发展之中，有些甚至在某些阶段更加激化。这 种状况会导致对增长、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之间关系和顺 序的不同看法。“先调整结构再加快增长”、“结构不调整难 以维持高速度”等观点虽然正确强调了结构调整的重要意 义，但很可能低估了推动增长因素的强大作用，也低估了高 速度对结构调整的积极影响。今后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 将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存在种种波动问题的大环境中进 行。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需要通过设计恰当的时间表和必 要的政策调整，将这种波动和震荡约束在一个社会可以承 受的程度内，使其不至于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严重 障碍。

有效地延长某些耐用消费品工业的成熟期。每种工业产品 的生产大体上都要经历萌芽、成长、成熟和衰落这几个阶 段。在产品进人成熟期以前，要付出大量的研究、开发、推 广费用。产品的成熟期愈长，分摊到每件产品中的这类费 用愈少。虽然中国城市对某类消费品的需求浪潮过后有一 个市场疲软期，但农村的需求浪潮迟早是会到来的。第2 次浪潮到来后，在第1次浪潮中已进人或接近进人成熟期 的产品生产能力将再次得以充分开发，规模甚至有所扩大， 并持续较长时间。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新兴家电如电视机、 电冰箱、洗衣机、音响设备等生产行业在20世纪90年代和 21世纪初会迎来源于广大农村地区的第2次需求浪潮。 新一代耐用消费品如轿车等类制造业等大概也会由于城乡 消费水平差距(尽管那时这一差距可能缩小)而维持较长的 成熟期。
中国工业发展在面临有利条件的同时，也面临一些困 难。本书开篇时就已经指出，投资需求因控制通货膨胀的 压力受到限制和具有较大带动力的新消费层面没有形成， 使工业高速增长缺乏新“热点”的带动;•国有企业的困境继 续加重和改革举步艰难，企业间拖欠问题严重制约着企业 的运作，均影响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效率和发展；工业增长吸 纳就业的能力趋于弱化和国有企业中和城市集体企业中 “下岗”职工不断增加，导致就业问题压力很大；中国的开放 度仍在加大，致使部分工业受外部冲击明显；一些传统产业 和采掘业基地，因需求变化和资源枯竭等问题，陷人行业 性、区域性困境之中，靠自身摆脱困境困难重重。这些问题 都是当前工业运行和发展面临的难题。

与其他二元经济国家相比，中国技术档次差距可能是最大 的。然而，这种状况同时也包含了推动技术进步非常有利 的条件。技术档次差距大意味着经济中的落后部分有着采 用新技术迅速进步的可能性。其次，在同一经济中，高档次 技术会对使用低档次技术的部分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最 后，在国内由先进部门向落后部门传递先进技术，与在国际 间实现这种传递相比，成本通常要低。80年代中国经济中 军工技术向民用部门传递，城市企业技术向乡镇的传递，以 及工业和科技部门帮助农村科技兴农等都是颇有成效的。 如果科技政策能更好落实，阻碍技术转让的藩篱能进一步 拆除，由技术传递而推动技术进步的速度还会更快一些。
第三，城乡消费水平差异有益于某些工业部门成熟期 的延伸。作为长期推行城乡隔离发展政策的后果之一，中 国的城乡生活水平的差距很大。改革以后这种状况有所改 善，但差距仍然明显。以家用电器为例，1995年，城镇居民 每百户拥有洗衣机89台，电冰箱66台，彩色电视机90台； 而农村居民每百户的拥有量分别只有17台、5台和17 台。®这一现象并不完全是消极的。首先，这种差距避免 了对某一档次消费品的需求浪潮更加集中地到来。与其他 工业化国家相比，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如果需求高潮同期 到来，短期内可能形成对某类消费品的巨大需求，即使是部 分区域如城市的需求，也足以使成长中的消费品工业难以 应付，在某个时期内形成较大的供需缺口。在这种情况下, 城乡消费差距就起到了分散消费需求到来时期的有利作 用。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能够

等，迫使美国和西欧各国频频要求日本约束其产品在国际 市场上的销售规模，以缓和它们所面临的巨额贸易赤字压 力。
然而，这种“后发优势”的实现要求落后国家的差距不 能太大e第一，后进国家要有工业发展必需的基本条件，如 运输、电力、电讯、一定教育程度的劳动力等等；第二，要有 一定的科技能力，因为即使是引进技术，也有一个选择、使 用、吸收、改进和创新的过程，没有一些具有这类能力的科 技人员（至少具有能够达到这种水平的教育基础的人员）， 很难选择出适合于本国情况的技术并真正掌握这些技 术,更谈不上在此基础上形成本国的科技开发能力。世界 工业化过程中后来居上的各国和地区，在进人高速增长阶 段时都具备了较强的科技能力，德国、美国、日本、亚洲“四 小龙”无一例外。例如，发展经济学家们在分析香港和台湾 地区60—70年代高速增长的经验时，都要提到40年代末 期来自中国大陆的大批科技人才和工商界人才的重要作 用。可以想象，在一国科技水平和工业基础十分落后的情 况下，“后发优势”发挥作用困难重重。因此，“有效的后发 优势”这个概念可以表明一个国家具备有效地利用发达国 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其他经验的起码能力。